这原本确是一起棘手的医患纠纷。徐某在武义某医院手术时，不幸成了“植物人”，经权威鉴定属医疗过错，徐父遂将医院告上法庭。在原告提出的110万元赔付请求中，只有已实际支出的10万元赔偿请求有明确的法律依据，其余的100万元均为未实际发生的费用，即徐某今后的医疗、护理费用。是金华中级法院的法官有效地促成了双方调解协议的达成——医院同意自2007年起每年支付给徐某6万元（至徐某死亡为止，但最长不超过20年），原告家属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向医院主张权利或提出异议，不得影响医院的工作（12月20日《浙江法制报》）。
　　应该说，这次法院调解所达成的协议收到了医患双方皆大欢喜的良好效果，化解了矛盾，消除了积怨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还仅仅是效果之一，更深层的意义在于，法院充分地维护了人的权利。
　　按照既往“判例”，后续治疗费用要待费用实际发生后才可作为赔付依据。法院完全可以据此驳回原告的巨额赔付请求，如果这样判，法官不必承担任何风险，也同样可以“消解”医患纠纷。但这对已经承受了巨大伤痛的原告来说，却显然太过“冰冷”，法律也显得太过“坚硬”。而且，这样的“消解”纠纷极其消极。值得称道的是，金华中院敢于“不囿于现有法律”，在理义之间，从最大限度维护已经承受巨大痛苦一方的合法权益出发，促成了调解，从而也真正彻底地消解了医患纠纷。
　　这事实上也是一个成功的“判例”。而且，这一“判例”充分显示了法官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公正审判的能力。说到底，是他们的眼里，有人。有人，就能充分考虑人的思想、情绪和利益，一句话，有人，才能切实地维护人权。
　　所以，我期望，金华中院的这一“判例”能够成为经典。那么，今后大量类似的纠纷——不仅仅是医患纠纷，还有生产安全、食品安全事故的纠纷，以及劳资纠纷等等，就都可以找到“法律与道义之间的平衡”，而不使法律成为“坚硬的稀粥”——既难吃又饿人。
　　“法治的神圣在于，它促进社会进步。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，法都是强有力的助推器。”在金华中院的成功“判例”中，我们感受到了这样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助推力量。